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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第2页）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两次的储君经历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对于非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李隆基做太子所遭到的舆论阻力会很小。

李宪那酷似父亲李旦的性格并不擅长与人结交。从李宪墓的壁画内容上也反映出墓主人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与琴箫为伴的性格特点。与现已发掘的李氏皇族墓葬壁画相比，李宪墓壁画中没有迎宾的热闹场面，没有马球场上的驰骋争斗，只有音乐歌舞和温文尔雅的仕女形象，这与唐书记载中李宪精通音律、为人谦和谨慎，从不与外臣交结的为人宗旨、性情特征相符。李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再加上对政治兴趣不大，可以说是朝中无人。韦氏失败后，其族人韦嗣立险些被株连。李宪敬重其正直的为人，“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而这唯一曾受过李宪恩惠的韦嗣立又被贬谪。并且从李宪对韦嗣立的救助来看，李宪为人善良，也确实不精于政治，至少没有掌控当下全局的观念。

李宪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唐隆政变，但对于李宪是否参与了拥立睿宗即位这一事件至今还无法断言。只有《资治通鉴》上有着关于李宪与李隆基一同力劝睿宗登位的记载。刘幽求对宋王成器与平王隆基说，相王应出镇天下了，“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而后“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加之李宪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以及玄宗即位后对李宪的各种“严加防范”，我们可以猜测，李宪很可能参与了拥立睿宗的活动。即使是这样，李宪的功勋仍远远不及三弟李隆基。

李隆基有着联合姑姑太平公主荡平韦氏之乱的业绩与辅助父亲李旦重登大宝的功勋，且手握重兵猛将，极富政治头脑。李隆基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更有亲自掌管的军队作为政治凭借。就连荣宠不衰的太平公主都“惮其英武”。与他相比，兄长李宪在政治上表现平平，几乎无所作为，一贯秉承了大唐“始祖”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总体来讲，其实力自然不及李隆基。

对李隆基而言，结交亲信，笼络大臣是他的专长。之所以能够登上太子之位，也离不开在一旁敲边鼓的大臣们。讨论立储议题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作为坚定的李隆基支持者的刘幽求向睿宗力挺李隆基登位。“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面提及的刘幽求只是其中一个。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这些都是李隆基平定韦氏之乱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自然是以李隆基马首是瞻。例如韦安石，姚崇一类人，则是因为不攀附太平公主而后逐渐加入李隆基阵营的。

虽说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但刚刚联手挫败韦后不到十日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尚未产生实质矛盾。由于睿宗意愿不明朗，太平公主一方也秉承同样是侄子，二者皆可的态度保持中立。朝中的萧至忠，崔湜，窦怀贞，岑羲，薛稷等要员均为太平公主一党此时都没有表态。

可见朝中形势也对李宪成为太子不利。而且，唐太宗在处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储之事时曾采用弃而立新的方式，提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着，两弃之”。并以此作为祖制来沿袭。如果储位斗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重演，只会落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有着主宰世事的大权，皇帝的态度至关重要。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同样是面临平凡的嫡长子与能力出众的次子之间的抉择。明成祖朱棣却舍去功勋卓著的次子朱高煦，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虽然睿宗李旦十分认可李隆基唐隆政变中的出色表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抵万姓，赖汝之力也”。但从未吐露过自己对立储一事的态度。睿宗完全可以自己来拿捏这个事情，而他却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审视整个事件，将决定权交予两个当事人及朝中大臣，其中不乏“公议”的味道。

知子莫若父，睿宗对此事也有着他自己的考量。对于二者的性情与能力，李旦想必十分清楚。作为父亲，他心中应该会更加倾向于李宪。这父子二人的性情实在是惊人的相似。作为皇帝，选择权利继承者却不可意气用事，李隆基自然是不二人选。正是睿宗对二人的了解，将整个事件极力促成完美。首先，李隆基登位毋庸置疑，此时睿宗抛出“公议”的意图不免有敲打李隆基之嫌。其次，也要以此提醒他要善待兄弟，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加之，李宪的谦让，李隆基的野心他都看在眼里。为了避免李隆基登位后兄弟间的争斗，睿宗可以借避让储位一事向李隆基讨了一个人情。也正因为如此，登上皇位的李隆基感激兄长的避让，从而使此事成为玄宗即位后，调节兄弟间误会和摩擦的缓冲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睿宗一生活在激烈权力争斗的夹缝中，此时也是这样。登位后的睿宗夹在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之间，他需要凭借自己的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来求得生存。纵观睿宗一朝就不难发现，睿宗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之中时常扮演着居中调和的角色。例如，在太平公主势力咄咄逼人之时，睿宗便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法招架。睿宗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这就不难看出睿宗的整体策略。历尽风雨，睿宗的亲身经历告诫着他，皇权应掌握在强者手中。如果皇帝势弱，周围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最终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唐代高宗，中宗，睿宗三朝之所以内争不断，皆源于此。

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就是在唐隆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被确立为太子。就在同年七月，睿宗昭告天下，改元景云。从时间上也不难看出，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也就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却没有想到，太平公主由于与李隆基矛盾升级。景云元年十月，就是立太子三个月后，也是姚崇宋璟奏罢斜封官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开始在朝中散布“太子非长，不当立”的言论。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找到李宪，提出了“待崔湜萧志忠到，当辅政，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一时间，储位风波又将李宪推到了风口浪尖。为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与太子李隆基一同将姑姑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父亲睿宗，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立场。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这是李宪明智的选择。很明显，太平公主只是将李宪当做打压李隆基，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罢了。拥立嫡长子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一旦李宪被立为太子，他也只是一个受太平公主摆布的傀儡。由于流言的影响之大，不得不使睿宗亲自下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至此，来势汹汹的储位风波才得以平息。

虽然强风过境，却余波未平。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的想法，希望以李隆基的失误来打压他，并借机扶持李宪登上储位。于是在太子东宫布下眼线，监视李隆基的一举一动。“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更重要的是在朝局上下功夫，“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从而造成了“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的现象。

为扭转当下两虎相争的局面，姚崇宋璟提出了如下建议。“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则欲维持二者对峙的平衡，并以政治手段使李宪脱离储位争斗的漩涡。便提出“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将太平公主移至京城旁边的蒲州。太平公主必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此时李隆基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主动向睿宗上奏姚崇、宋璟有“离间骨肉”之嫌，请求加以严惩。不久后，姚宋二人均被外贬为刺史调离京城，李宪与李守礼的刺史任命则被取消。在太平公主的声威之下，睿宗李旦与太子李隆基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李宪失去了远离京城，置身事外的机会。两个月后，由于睿宗突然意图传位太子，李隆基不知其用意，连忙请辞储位，太平公主则借机回到京城。直到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兵败被赐死，姑侄二人的斗争就一直延续着，此时的李宪也只能身处其中，力求自保。

李宪的幼年与少年时代正是其祖母武则天统治时期。长寿二年，其母（肃明皇后）与李隆基之母（昭成皇后）均因被户婢团儿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于宫中秘密处死，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已降为皇嗣的李旦的打压。自武则天称帝后，“传子亦或传侄”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被立为皇嗣的李旦便成了武承嗣、武三思之徒的众矢之的。对权利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这样的打击对此时14岁的李宪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时也对他今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父亲李旦为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故作平静，生活一如往常。并且也告诉孩子们要抑制悲伤的流露。这让李宪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能力的发展是有差异的。

较为年长的李宪，对于母亲的死亡可能观察的会更为理性。心理学家瑟斯顿的研究表明，14岁孩子的知觉速度已超过成人的90%，推理能力已达到成人的80%。而对于同时遭受这样打击的8岁的李隆基而言，他还没有形成对复杂事件的分析能力，直观的感觉会相对感性。毕竟8岁孩子的知觉速度是成人的一半，而推理能力仅为成人的30%。心中的痛苦情绪受到压抑无法宣泄，便会植根于其潜意识之中。

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提出，儿时重大而深刻的经历会对其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同时，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也提及深层心理（即潜意识）表现的四大来源之一便是“与感情有关的痛苦回忆”。也许正是母亲的死亡使得李宪潜意识中存在对宫廷斗争的恐惧和对平淡生活的渴求。在宫廷斗争中强烈的生存欲望，是他辞让储位的主观因素之一。

有着相同经历的李宪与李隆基也有着相同的诉求。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母爱的缺失导致他们转而追求兄弟间的关怀，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上寻求感情来弥补。在心理学上，这种补偿心理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其他方面来弥补或掩盖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李宪与李隆基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

李宪去世后，李隆基曾回忆与李宪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就是到李隆基即位后，兄弟关系依旧如故，“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玄宗常常“幸宁王第，叙家人礼”，还对李宪不拘泥于君臣之礼，以“宁哥”相称。宁王李宪也曾为玄宗亲自撰写一部起居注。玄宗对此十分感激，“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但很可惜，此书毁于安史之乱，没有能留存下来。如此坚实的兄弟情义在权力斗争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李宪将储位让出，也与长期经营的兄弟之情不无联系。

幼年母亲的缺失，使得父亲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重要。不论是先天遗传也好，还是后天熏陶也罢，李宪与其父睿宗的性格十分相似。

唐睿宗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连嫂子，侄女，妹妹都有称帝的野心。可以说他生在一个充满欲望的家族中。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为了保全自己他一生曾三度让位。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李宪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睿宗“让”的个性。中宗即位后，封李宪为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通旧为七百户，荣宠之至。但李宪却“固辞不敢当大国，依旧为寿春郡王”。

李宪从父亲李旦的一生中学得了“让”字。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玄宗在李宪去世后追其谥号为“让皇帝”李宪长子汝阳郡王李璡“又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玄宗称赞李璡有李宪的遗风。在李宪的身上，谦让似乎已经深化为了一种传承，就连他的儿子李璡也因此受到玄宗的褒奖。谦让的本性使李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让皇帝”。

李宪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在绘画，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史书记载宁王李宪善画马，曾在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画有《六马滚麈图》，玄宗最喜其中的“玉面花驄”，说是“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髭，信伟如也。”李宪少年时期即才气过人，成年后精通音乐，尤其对西域龟兹乐章具有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唐玄宗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宫廷乐舞的发展和梨园的创立。而这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宪的鼎力支持。开元二年，玄宗隆基决定“置内教仿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并明确“命宁王主藩邸乐，以允太常”。

因埋葬李宪夫妇的惠陵遭盗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3月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李宪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宪墓的文物很丰富，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墓内发现的胡人、突厥人及西亚欧洲人形象；既有吐蕃的服饰，也有胡舞胡乐，更有西来的良马。在墓室东壁绘有《观赏乐舞图》，这幅壁画的上部为如意云朵，下部分为三组，南部为坐于方毡上的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有打铜钹者、吹笛者、打鼓者、吹笙者、拨琴者、弹琵琶者等。其中有男有女，有中原人也有胡人。墓室内的壁画十分有特点：乐舞图被绘制于墓室东壁最注目处，且其他三面壁画中人物较少，以云纹为主。主要表现了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与乐舞场面。也体现了墓主人李宪生前精通音律歌舞及其对音乐的喜爱。

在文化艺术领域多有建树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享有美名。沉迷乐舞的陈叔宝，精通诗词的李后主，擅长书画的宋徽宗在政治方面都是一塌糊涂。文化艺术给人带来的是感性思维，与政治上的理性思维不同。对文化艺术极其喜爱的他们对于政治的热情不高，即使心怀天下，也只是空有热情，缺少更为理性的东西，这样的性格也不适宜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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