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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0章 财政预算为哪般（第1页）

散了早朝，杜睿却还不能回府，在太极殿上的早朝虽然隆重，可是严格说起来，不过就是走个形式，真正的要事，是要移到尚书台去料理的。

尚书台在经过杜睿改制之后，俨然已经成了大唐的权利中枢机构，这段时间事无巨细，杜睿都是在尚书台与诸部大臣商议处理的。

尚书台内，杜睿高坐其上，下边依次是尚书左仆射来济，尚书右仆射杜正伦，中书令阎立本，门下侍中岑长倩等三省执宰，以及吏部尚书李献宝，户部尚书高智周，礼部尚书李璟恒，兵部尚书刘仁轨，刑部尚书杜痒盛，工部尚书张言硕，总参谋部尚书王玄策等七部尚书，各人分案而坐。

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整个大唐也就十来人，乍一看，宽大的尚书台里显得有点儿空荡。

但能坐在这里的人物，谁不是跺跺脚便能让长安城颤三颤？细细感觉之下，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那种强大的气场把尚书台充塞得拥堵不堪，那些侍候茶水、传递文牍、等待招呼的吏属一个个大气不敢出，走起路来摄手摄脚的，生怕打扰了这些大人物的思绪。

总体而言，现在的三省执宰、七部尚书的平均年龄不大，除了阎立本，刘仁轨，王玄策这三位贞观朝的老臣外，杜睿不过四十来岁，其余的诸如杜痒盛，李献宝等人都是刚刚年过而立，就政治方面而言，这样的年龄或许欠缺了几分稳重，但是在杜睿看来，处在这个年纪的人正是最佳年龄，他们更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而且杜睿教导出来的弟子，又能得了杜睿青睐，哪个差得了，一个个都是足够成熟而又不失冲劲。

尚书台，如今也要变换一下称谓了，杜睿仿照明朝，建立起来的内阁，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此前的行政中枢。

历史上内阁制度的诞生，也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明太祖朱元璋削相权开始，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内阁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

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一一内阁就应运而生了。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后世首相的地位。

明成祖朱棣可以说得上是华夏最后一个成功的专制皇帝，在永乐以后，专制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懒惰都无所谓，而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崇祯皇帝就是再怎么勤政，也是要亡国。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后世的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内阁制度诞生之前，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后世西方国家首相的雏形。

在后世，说起内阁制度，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下的内阁制度，西方的内阁制度与明朝的内阁制度看似相似，但这两者相同吗？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迥然不同。

首先，源泉不同。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废掉宰相一职，使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内阁制度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经常召集一些政府要员在一个小阁楼里开会而逐渐演变来的。

其次，土壤不同。中国自秦朝初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制度基本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且不断得到加强与完善，人们的思想保守愚昧，封建专制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主的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中产生的，其性质也只能是一种封建专制强化的政治制度。而西方早在希腊罗马时期政治民主化就起步了，希腊城邦雅典，它的执政官是选出来的，公民大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罗马，从共和国时期一直到后来帝国的崩溃，元老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西方议会制度的来源。奴隶制民主尚且如此发达，何况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国家，近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有这种民主的土壤，西方的内阁制度也才具有浓重的民主色彩，在其形成以后更是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民国初年把议会制、内阁制度从西方搬回来却不适合中国的原因了，因为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使其成功的土壤。

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又拥有行政权，还行使司法权，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明代，中国在南方局部地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这种新现的经济力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可谓太渺小了。

另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所谓的“资本家”即便通过资本运营赚到了钱也不可能有几个人有意识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落入一个怪圈，经商、赚钱、买地、收租、当地主，从而成为可能的资本家又变成了地主，毕竟，商人再有钱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同时，因为中国有先进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一一科举制度，而使平民有参政的机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权利”，“去立法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是怎么样。而一旦成为官员他们慢慢也就成为皇帝的忠实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后已经可以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使自己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问题了。

西方则不同，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是被贵族阶层垄断，“资本家”即使再有钱也没有参政的资格和权利，只能在下议院发发牢骚，对国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尊严随意被贵族践踏、利益被随意损害，为了参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

但是资产阶级胜利之初，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开工厂的、还有农场主、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贵族，所以因为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争论，于是政党诞生了。

有了政党才使得现代内阁制度成为可能，当然近代的政党政治和唐代、明代的党争完全不一样，政治基础不同。

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力，不得不组织一些人来管理国家，根据职责分配国家的权力，通过对权力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合法”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了，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民主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相比于西方的内阁制度，在中国明代所形成的内阁制度未必就是落后的，至少以大唐目前的情况来看，借鉴明代的内阁制度，是更为适合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体系完整，模式固定。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在明宣宗时期的政事处理形成了一整套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而最初时内阁地位较低，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后内阁地位不断提升，内阁大臣的选拔，一般从六部尚书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职位上选拔，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内阁中枢体制。

当然杜睿也不会完全照搬照抄，至少历史已经证明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并非完美，明朝的内阁制度最大的弊端，首先就是内阁中阁臣数量不定，一般有首辅、次辅和几名其他内阁大臣，而首辅与其他阁臣往往没有明确的权力职责划分，权力、地位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各阁臣往往为夺取、维持首辅地位而相互倾轧斗争，内阁争斗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局的不稳。例如严嵩与夏言、夏言与徐阶、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为首辅宝座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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