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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溥仪一行飞到沈阳机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是，静静的停机坪上，有大量的苏联军用飞机，排列有序，已经看不到一个日本鬼子。不多时，从候机室走来了两个苏联军官，并登进机舱，向溥仪等人下命令说，要全体乘员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

这时，溥仪才醒悟，换飞机去日本是假，变成苏军的俘虏是真。

溥仪等人被押送到候机室，谁也不知道，苏联军方将对他们如何发落。不多时，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苏联将军由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

这位苏联将军威风凛凛，却又随和地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

这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头目大胆说：“我们和溥仪等人要回日本去复命。”

对此，这位苏联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这道军令，使溥仪想起当年冯玉祥给他下的军令。那道冯氏军令，只不过是自己被撵出紫禁城，还允许自己去选择一个住处。而今苏联的这道军令，却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溥仪才感觉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原来去东京的设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国外找个地方隐居的设想，也成了问题。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阶下囚？还是和日本战犯一样流放北疆，还是杀头？他自己也弄不清。为此，他深感沮丧。

没有多长时间，苏军将四个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仪、溥杰等人专乘一架飞机，直飞苏联边城赤塔。

从此，溥仪等人在苏联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他们才有机会被引渡回国。

我和陆曦把溥仪和溥杰等人引渡回国后，立即把他们送往抚顺。虽说我们的引渡任务已经完成，但对溥仪等人刚开始的这段崭新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转报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地密切注意观察。

对溥仪等人的教育和改造，应该算是在思想领域中，新旧思想，进步和反动思想的一番大斗争、大革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组织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谁都知道，思想最反动、最落后、最反共的，莫过于日本侵华将领、莫过于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仪等人。如果这些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真的能够转变思想，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认识、有思想的新人，确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这么令人惊奇。首先，溥仪、溥杰等人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到抚顺的时候，溥仪等这批伪满洲国战俘，也有不少牢骚。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埋怨自己投错娘胎，而溥仪则属于后者。溥仪不时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该让他当皇帝。溥仪说，由于他自幼就当皇帝，则弄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初，溥仪自认为智商不差，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杰差。他当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个不通风的罐子里，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不需要学。任何事都会有别人替他去办。从而他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不懂。别人为了维护皇上的权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于是，他只能长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会知识和生存能力，已和溥杰拉开了距离，已远远地落在他胞弟的后面。

溥仪被俘到苏联后，当他的侍从全离开他的时候，他“傻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其实，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把自己摆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会、不懂，也不足为奇。他一辈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谁也不会怀疑皇上不会这不会那。他一旦运气不顺，变成了阶下囚，可就露馅了。这样的事实，世上何止溥仪一人。可以这么说吧，能当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颂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维、机智和能力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抚顺五年的学习与改造，使溥仪从个人生活到思想觉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后期的学习考察和参观访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认识到自己投敌卖国、给祖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更加自责，有时，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地自容。

抚顺战俘管理所不时地组织溥仪等人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访问。但是，溥仪每次出去，都有些胆怯，不大愿意出门。每当参观队伍来到工人中间或进入农民家庭时，溥仪总是躲在后边，不敢向前靠。甚至，溥仪还担心，一旦被老百姓认出他是溥仪，就会带来杀身大祸，说不定会被老百姓碎尸万段。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1）

有一次，溥仪等人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访问，由于主人的谈话诚恳感人，使溥仪实在没有办法再掩饰自己了，实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了。

这家农民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大娘。

刘大娘一见来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很大方地把溥仪等人迎进了新盖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洁清爽，朴实大方。南窗下是个大火炕。炕上摆了一个新油漆的小饭桌，西墙根下放了一个立地式长柜。柜面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着的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边座立一个漂亮的圆口瓷花瓶。

陪同溥仪等人来的村干部向刘大娘介绍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想看看农民的生活，你给他们说说吧！”

刘大娘也不问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认为，既然是村干部介绍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城里来的干部。她便毫无顾虑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她说：“我家七口人。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中学念书。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务农。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别。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饭吃，过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先天性残废，像个小狗似的活着，乡亲们谁见到他，谁都心酸。

“在伪满洲国时代，我们家种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后，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我们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给的橡子面。那时，如果在谁家里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经济犯’论处。这类‘经济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难活着回来，九死一生。如果被伪满警察抓去，也要被打个半死。因此，我们只能靠吃橡子面过日子，靠到外边去乞讨混日子。

“说实在的，生活再艰难再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还能忍受；我们最怕的是，日本鬼子来抓劳工。我老头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一去没回来……（刘大娘一面说，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泪）。说也是，我们这村里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没有谁能活着回来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穷人可真的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啦。我们分到了土地，盖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发愁了。不仅如此，新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这个残废儿子，以前不如一条狗，现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当了个记账员，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受人尊重了。”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顺手拉开了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刘大娘的儿子在旁边笑着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刘大娘立刻反驳过来说：“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倒想问问你，你在‘康德’那年头，看到过吗？”

刘大娘和儿子的对话，深深震动了溥仪的心。一种无法回避的忏悔和负罪感，在溥仪的脑子里折腾个没完。

溥仪当初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康德皇帝，只不过是想逃过人家的指责和臭骂，只不过是自己还没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脸，去认错、认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涂地瞒过刘大娘，不向刘大娘认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饶恕”的。

于是，溥仪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刘大娘的跟前低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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